千年祖庭基址重现 重磅增辉道教考古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来源:鹰潭日报 编辑:李阳 发布: 2018-01-03 15:46

经过对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评价,对照历史文献记载,专家们认为,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反映时代序列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教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大上清宫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

历 史 沿 革

大上清宫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上清镇东,泸溪河北岸,溪山环拱,距嗣汉天师府约一公里处。据文献记载,大上清宫自北宋开基设坛以来,历经宋、元、明、清,是历代正一道天师禅宗演法、修行传箓、降妖除魔的宗教场所,是中国道教正一教祖庭,民国十九年(1930年)毁于火灾。

2014年6月,龙虎山大上清宫二期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大片建筑遗迹,特别是出土了一块“清嘉庆十五年重修上清宫碑”,专家一致认为,该建筑遗迹为大上清宫遗址。在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鹰潭市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四年来,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并对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勘探,基本摸清了大上清宫的分布范围、宫观建筑的格局和历史演变脉络,对大上清宫遗址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鹰潭龙虎山地区的道教活动可追溯至东汉和帝时期。据历代《龙虎山志》记载,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4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于龙虎山结庐炼丹,建“天师草堂”。魏晋时期,第四代天师张盛自汉中还居龙虎山,建“传箓坛”。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召见二十代天师张谌,并改传箓坛为“真仙观”。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敕改“真仙观”为“上清观”。宋徽宗又于崇宁四年(1105年)将上清观迁址于今天遗址所在地,并在政和三年(1113年)将“上清观”升为“上清正一宫”,此时,大上清宫已初具规模,文献记载“时宫中学道者常数百人”。

之后,大上清宫屡经兴废。元成宗于大德三年(1299年)改“上清正一宫”为“大上清正一万寿宫”,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大上清宫毁于兵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重修大上清宫。明朝对大上清宫进行多达七次修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御书“大上清宫”匾额,大上清宫由此得名。清雍正九年(1731年)进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于次年八月竣工,新建斗姆宫及其配殿,形成了上清宫与斗姆宫两宫十二殿二十四院的宏大规制,不仅在江南称为第一大道观,在全国也首屈一指。它是参照北方官式建筑而建造的具有皇家等级的道教宫观建筑,因此,它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道教建筑史以及道教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价值。

发 掘 概 况

大上清宫遗址被发现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迅速对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调查,摸清了遗址周边环境及文物散落情况。随后,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大上清宫遗址道教遗存的分布特点、文化特征、演变规律和影响范围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计划,考古人员在大上清宫遗址周边地区30平方公里范围内率先展开调查,发现宋元至明清时期遗存共29处,包括建筑基址18处、洞穴基址2处、墓葬7处、窑址2处,其中宋元建筑遗存多处。这些遗存基本反映出唐宋之后以大上清宫为中心的道教分布状况、影响范围等状况,描绘出龙虎山地区道教活动以大上清宫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过程,也证明了大上清宫强大的道教文化影响力。

2014年至2016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核心区域上清宫进行了系统发掘,摸清了上清宫建筑的主体结构、布局规律以及周围附属建筑的空间配置关系。

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考古人员对东侧厢房、御碑亭、三官殿、五岳殿、三清阁、庭院等进行了发掘。2015年8月至2016年底,继续对庭院、三清阁、后土殿、玉皇殿、龙虎门进行发掘。两期发掘共布10×10米探方60个,实际发掘44个,开探沟1处,发掘面积4500余平方米。

2016年底,对遗址中轴以东部分的遗存进行了全面揭露,发掘揭露的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通过与文献记载的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

在基本摸清大上清宫遗址的分布范围、上清宫遗址明清建筑格局之后,考古人员对大上清宫遗址早期的历史遗存进行了勘查。2017年在上清宫东侧二十四院范围内试掘500平方米,揭露出两处清代基址——崇元院、提点司以及其他遗存——排水沟、取水槽等,并发现宋、元时期遗迹包括砖砌地面、灰坑等。

为科学、准确获取考古信息,在大上清宫遗址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从考古发掘初即使用考古测量仪APP中的考古放样功能与配套的RTK联合作业,实现了快速、精准布方。利用RTK、无人机航拍技术及数码相机对遗迹、遗物的地理信息数据与影像数据进行采集,利用多图像摄影建模技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此生成的三维模型、正射影像、剖面正射图等成果在考古线图绘制、现场成果展示及考古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及移动APP进行现场记录与系统管理。依托这些科技考古手段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的综合运用,使得发掘过程更高效、成果输出更快捷、成果展示更全面。

考 古 收 获

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显示,大上清宫遗址位于山前缓坡地带,地形东、西、北三面临山,向南缓降,山势呈反U字形环抱,最外围有围墙环绕。围墙随山势而走、蜿蜒起伏,总长度2002.9米,占地面积30余万平方米。围墙由石块或青砖残块砌筑而成,部分露出地表高约0.2~0.5米,宽0.4~0.5米,其余部分多数湮没地下,有的残损严重,尤其是南围墙因当代村民活动荡然无存。从上清宫各配殿外围的砖石砌筑的建筑判断,在上清宫与其他别院或斗姆宫之间还有一道结构精良,建筑规格很高的院墙,形成上清宫的第二重围合空间,凸显上清宫在整组宫观建筑中的核心地位。

从整体来看,大上清宫遵照中轴线对称的原则进行布局,主体建筑沿中轴线依山势自南向北、由低渐高依次排列,周边环绕砖砌院墙,院墙外错落分布二十四别院等众多建筑。主中轴线主体建筑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东西两侧为各主殿相对应的配殿,东侧配殿有: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它们由连廊及厢房相连接;其中,在正殿玉皇殿与其配殿三官殿之间还建有御碑亭。

遗 迹

龙虎门   门址平面东西向呈长方形,面南,东西长约29米,南北宽约11.85米,距庭院地面高0.3米。整体保存较差,门址西侧损坏较严重,台明有小部分缺失,基石几乎不存,东侧护基石保存较好。地面方砖不存。门址东侧南北各有一台阶,南部台阶保存较好,砖石垒筑,北部台阶只存有一块三角形象眼石。

玉皇殿  此殿为大上清宫正殿。殿前存有月台基址,整体面南呈“凸”字形。月台平面较主殿平面略低。月台长约20米,宽约9.5米,高0.98米,地表无建筑残余,附近出土有石栏杆等构件。月台前存有正阶,东侧存有抄手踏跺,两处阶梯均损坏严重,垂带均不存,东侧阶梯台阶不辨,堆砌碎砖,底部存有砚窝石。玉皇殿台明阶条石仅北部存留,红砂岩石质,风化严重,且东北角埋头石不存,形成缺角,地面土衬石上有一直径约20厘米圆槽,现推测应为埋头石与土衬石之榫卯。玉皇殿南北宽19.44米,东西长36.5米,高1.04米。玉皇殿与后土殿之间存有宽约6.75米的连接廊道,形成“工”字形建筑平面。

后土殿  基址平面东西向呈长方形,面南,东西长约36米,南北宽19.4米,高1.1米。仅存台明基址,台明护基保存较好,但阶条石风化严重,东北角和东南角埋头石均不存,形成缺角,东南缺角处地面有一直径约25厘米的圆槽。后土殿与三清阁中间有宽约6.7米的中廊连接,形似“工”字。但据文献记载,雍正十三年,后土殿坍塌,乾隆帝不予重建,故将三清阁与后土殿之间的庭院部份填平,与后土殿台明一起形成开阔空基。

三清阁  东西向呈长方形,面南。地表仅在西北边缘存有部分建筑基址,北垣存有墙体,墙下残留鹅卵石地面,存有两处神台基石,及七处柱础,神台基石边角雕刻祥云纹饰。残存地砖上显见火烧炭黑色痕迹。基址残长约18.6米、残墙高约1.02米、墙厚0.9米、地砖尺寸0.54×0.51米、墙砖尺寸约19×38×10厘米、柱础底座边长86厘米、露明直径64厘米。

文昌殿  位于三清阁东侧,系三清阁的配殿。南北向呈长方形,面阔一间,宽约3米,进深7.7米,地面铺设素面方砖,保存较好,方砖尺寸46×46厘米。其下筑有南北向排水暗道,水流自北向南排入庭院内散水。

天皇殿  位于三清阁东侧,与文昌殿隔墙,亦为三清阁之配殿。呈长方形,面南,面阔三间,约10.45米,进深三间,约7.4米。基址保存较好,东、西、北三侧存有部分墙体,地面存有部分方砖,砖面有火烧炭黑痕迹。北垣正中靠墙存有神台,为红石雕刻而成。殿内表面存有15个柱础,柱础直径0.45米。殿前存有垂带踏跺,阶梯长4.7米,宽3米,阶梯前有一条麻石铺设的窄道。殿址高出庭院地面约2.1米。护基石为麻石条与红石条混用,红石条表面风化严重,现护基出现一定角度倾斜。

五岳殿  位于后土殿东南,为后土殿东配殿。南北呈长方形,面西,南北长12.8米、东西宽8.7米、高0.66米。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基址整体保存较好,殿内方砖大部分留存,但多已破碎,十六个柱础俱存,东北角还存有小段墙体。靠东墙正中残留神台台基。殿前踏跺仅存数块条砖和燕窝石,阶梯前为条石与卵石相间铺设的甬道,旁近有一方形苑圃。三官殿  位于玉皇殿东南,为玉皇殿东配殿。形制与五岳殿近似,南北呈长方形,面西,南北长12.5米、东西宽8.85米、高0.66米。表面仅北部残留数块方砖以及两个柱础。殿前踏跺仅存砚窝石。阶梯前为甬道。

御碑亭  位于玉皇殿东南,主体仅存北垣墙基,残墙高约0.73米。整体呈“回”字形,外基边长约9.6米,内部有一方形基址,边长约2.7米。南向有一甬道,三道条石夹两道卵石相间铺设,但条石已不存。东侧、北侧存有散水。遗迹内出土有大量黄琉璃构件。据文献记载,为清雍正年间增建之御碑亭。

明代碑亭  位于龙虎门东南约5米处,现揭露出北垣地基,基石上刻有卷云纹饰。外围有散水。基石东西长约3.06米,高0.22米。

厢房  天皇殿、五岳殿、三官殿之间以厢房相连,面西。依柱础布局形式推测厢房外应有走廊。天皇殿与五岳殿之间北厢房共十二间,地砖、柱础保存较好,其中三间位于向南倾斜的坡面,东侧存有墙基。五岳殿与三官殿之间的厢房地表方砖大部分尚存,但大多破碎,存有十个柱础,可推测出面阔六间。厢房东侧墙基外,修筑有鹅卵石铺设的排水沟。考古发掘在厢房以东开有一条宽1.4米,长12米的探沟,发现南北向墙基,推测为上清宫院墙。

上述建筑位于大上清宫核心区域内,据文献记载,元惠宗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永乐元年(1403年)、永乐十四年(1416年)、正德三年(1508年)、嘉靖十一年(1532年)、天启三年至天启五年(1623-1625年)先后有七次重建、修复及增建,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维修是清雍正九年(1731年)。从考古现场分析,上清宫建筑遗址除现基址之外,其下未发现其他建筑基址,因此,可以判断上清宫区域的基址就是明代新建后,一直沿用至雍正九年大规模维修的基址,其多次维修可能只是维修了基址上部的木构部分;从建筑用砖的规格、形制及建筑材料的风格判断,也符合江西地区的明代建筑特色。

2017年在上清宫院墙东部发掘的区域,发现了宋、元、明、清各时期的遗迹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以及相关遗存。

清代建筑基址位于表土层之下,广泛分布于东部区域。该基址紧邻院墙外,保存有铺地方砖、柱础、砖墙、门枕石、卵石路面等遗迹,依平面布局,可推测为面阔三间的建筑形式。建筑两侧自北向南筑有地下排水暗沟,东侧存有一条宽厚的石砌院墙,应为一处相对封闭院落。院落北部为卵石铺设的庭院地面,庭院往南通往室内设有门道,门道有门枕石一处,两侧凿有两个安放门轴的轴孔;残存小段北墙,砖砌,厚0.43米,砌筑方式为竖砖一顺三丁;南部室内对应北门的中部铺设大砖,两侧为小砖;地砖采用两种规制,分别为小砖48×48厘米及大砖53×53厘米;室内地面存有五个古镜柱础。从废弃堆积中出土的带有清嘉庆款青花瓷碗残片、陶罐底部和青灰色板瓦,以及基址的布局及残存形制分析,应为一处颇具规模的殿宇,具有典型的面阔三间清代官式建筑风格。参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为清代上清宫官方管理机构——提点司遗址。

该建筑直接叠压在一处明代中晚期的石制建筑基址上,基址废弃堆积厚度10~50厘米、土质疏松、黑色,包含有大量砖瓦碎片、明代中晚期青花瓷片,其主体基本为上述清代建筑叠压,面貌不详。

在明代的建筑基址之下,另发现了一处由薄青砖铺砌的地面,青砖规格为23×13×3.5厘米,明显有别于明代青砖。废弃堆积土质较紧密、黄褐色、厚度10~30厘米,出土物中包含大量的宋式重唇瓦残件和宋代青白釉瓷片,表明该处砖砌地面为宋代基址。基址是对原有的自然地貌稍加平整之后并铺垫一层约5厘米厚的黄沙土建成的。

在东部发掘区还发掘有清代的崇元院,残存前殿基址一处,面南,揭露区域东西长约20米,揭露区域南北宽约3.5米;室内仅存古镜柱础一个,地面为青石条与方砖混用铺设,但多数碎裂,外围存有卵石散水;殿北为卵石铺设的直甬道,但两道卵石中间所夹青石条已不存。

其下叠压有大型卵石挡土墙,长20米,高1.9米。挡土墙南面有厚约2米的明代堆积,出土大量明代前期的青花瓷片,表明该时期这一带人类活动频繁。在挡土墙的北侧,发现有大范围层次分布清晰的元代、宋代堆积,有大型灰坑和“人”字纹青砖地面。灰坑残长1.81米、残宽1.35米、深1.16米;青砖地面长5.45米、残宽1.4~1.5米,地砖以建筑方向45°“人”字形排列,青砖规格为26×13×3.5厘米。同样表明该区域在宋元时期有过大规模的人类活动,种种迹象表明,可能就是上清宫早期的活动区域,但其主体分布被晚期铁路所叠压。

遗 物

大上清宫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为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

其中建筑材料主要分为三大类:琉璃建筑构件、灰陶建筑构件、石质建筑构件。琉璃构件多为瓦当、滴水、筒瓦、板瓦以及各类脊饰,其中不乏较厚重的三连砖、黄道等构件,釉色主要为黄、绿、黑三色。灰陶构件的种类更是繁多,除了大量的瓦件,还出土有较多的雕花脊砖。石质构件主要为栏杆、柱础、柱头等,其中主殿柱础形制巨大。

总体而言,从构件的部位来看,出土的建筑材料多为屋顶构件,瓦当滴水数量众多,有一般常见的圆形瓦当,也有如意垂尖形瓦当,纹饰多为龙凤、莲花,尤以龙纹瓦当形式多样,具有11种不同形态,制作精美;琉璃板瓦筒瓦多为残件,仅存有数件较完整品,其制作规整、胎细质坚、釉色饱满;仙人走兽也有多件,骑凤仙人、龙、狮子、海马、天马均有发现,还出土有螭龙首望兽、鸱吻卷尾等较大的构件。从构件的年代来看,宋元至明清均有出土,不少单瓣莲纹瓦当、兽面瓦当均为宋元时期遗物;灰陶滴水中发现较多重唇板瓦(花边滴水),均为宋式瓦件;墙砖中发现刻有“延祐丁巳”的灰陶条砖,为元代遗物;大量的绿釉瓦件和脊饰为明代遗物;黄琉璃构件均为清代遗物。

生活用具主要可分为宋、元、明、清时期瓷器。遗址出土宋代瓷器较多,主要为青白瓷,也有少量建窑和吉州窑瓷器,种类主要有碗、盘、双鱼纹碟、执壶等;元代瓷器出土主要为枢府瓷釉碗、盘、杯等;明代瓷器出土量大,主要为民窑青花,有少量白釉瓷器,青花高足杯,仿龙泉碗、盘数量较多;清代瓷器多为青花碗、杯等。总体来看,遗址内出土的各时期瓷器,器形多样、纹饰丰富,但多为残件,可复原者较少。

学术价值

经过近四年的考古发掘,结合考古调查、勘探结果,对照历史文献记载,专家们认为,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色的道教遗址,大上清宫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

规模最大

根据考古勘探初步推断,大上清宫遗址占地面积约30余万平方米,目前已探明18万平方米,并确定了部分围墙基础。大上清宫在全国道教宫观建筑中规模是首屈一指的,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一半。此外,清娄近垣版《龙虎山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亲手御书匾额“大上清宫”,而国内其他地方均称为上清宫,可见大上清宫规模为全国之最。

娄近垣版《龙虎山志》中《大上清宫全图》真实描绘出大上清宫在最后一次重修、扩建后达到两宫十二殿二十四院的雄伟画面,也反映出大上清宫规模之大。

历时四年的考古发掘揭露出上清宫区域的规模建制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特别与清代画家关槐所绘《龙虎山鸟瞰图》也能一一对应。

2017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围绕大上清宫遗址展开了周边遗迹调查,调查范围20平方公里内有相关遗存二十多处,相互衬托,反映出大上清宫强大的道教文化基础,也源于如此规模庞大的道教宫观规模影响。

等级最高

大上清宫遗址揭露出的遗迹现象及出土文物,无处不体现出大上清宫的皇家气派。

建筑规制  上清宫的主体宫殿都由南向北沿中轴线分布工字连座台基上,这种建筑形制是参照北京故宫乾清宫—坤宁宫的样式建造,因此,极具皇家风范。

在上清宫所有建筑中,有一处遗迹四周出土大量黄琉璃瓦,结合方位及文献资料,该处遗迹为供奉雍正帝亲手撰写碑文的御碑亭,碑刻已不见,但碑亭形制仍保留下来。御碑亭的出现,表明大上清宫在清雍正时进行了最高等级的皇家工程的修建,为大上清宫增添了皇室气息。

曾国藩曾在1858年来到大上清宫,他用了“极宏伟”三个字来形容玉皇殿,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也可以反映出大上清宫在当时不亚于皇宫气派。

建筑材料  大上清宫出土了很多大体量的石柱础,如三清阁存留的柱础底座长86厘米,露明部分直径64厘米,在一般道教宫观难见,只有皇家建筑才会用如此巨大的建筑石材。

不仅如此,遗址出土了很多琉璃构件,其中黄琉璃等级最高,其次为碧琉璃。从目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上清宫区域仅御碑亭处出土黄琉璃,而绿琉璃散落情况较多。据文献记载,清雍正九年新建的斗姆宫,里面使用了大量黄琉璃构件,这一情况还需考古发掘来证实。琉璃构件的使用,将大上清宫披上了高等级的色彩。

遗址出土文物中,纹饰丰富,特别是建筑材料纹饰以龙纹居多,龙纹形态多达11种,龙纹的使用,将大上清宫与一般道教宫观区分开来。

在古代,屋脊蹲兽的数量象征着建筑等级的高低,大上清宫遗址出土不少蹲兽构件,如仙人骑鸡、狮子、海马、天马等,其中一件为蹲兽脚部残件,经专家初步推断为斗牛之蹄,根据蹲兽在屋脊的排列顺序,斗牛应位于第九位,级别仅次于故宫的太和殿。

建造工艺  墙体柱洞防潮、防虫、防蛀的处理工艺很特别,采用环瓦抱柱的方式,也就是在立柱外用一层环形瓦包裹,内外再填充三合土,达到保护立柱的作用;遗址中在靠近排水沟一侧的墙体柱洞底部均有一长方形小口,也对立柱起到排潮、通风的效果;特别是建筑墙体,采用了平砖顺砌错缝的工艺,砖料讲究、墙体宽厚、美观坚固。这些工艺一般建筑不多见,等级较高的官式建筑中可见。

文物遗存  大上清宫遗址有一口元代制造的大铜钟,现放置于天师府内,铜钟重约9999斤,仅比故宫的铜钟少一斤。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非常精美的建筑构件和生活器具,如元代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定烧的枢府瓷,能出现在大上清宫遗址,可见大上清宫在当时地位之高,而大量色泽鲜艳、纹饰精美的琉璃构件也是对建筑等级的又一烘托。

反映时代序列最清晰

考古反映出大上清宫由肇始到发展、兴废的过程,揭露出各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历史演变脉络,印证了文献对大上清宫记载的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迁址的史实。

大上清宫遗址经过2014年至2017年的考古发掘,宋、元、明、清的地层全部揭露出来,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明晰,清理出宋元、明、清各时期遗迹、遗物,基本将遗址内主体建筑空间关系梳理清楚。从遗址的地层堆积以及遗迹的分布情况,再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大上清宫遗址自宋代以来,核心建筑由东向西推移,再以西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形成了连续的发展脉络和规模不断壮大的过程。

出土遗迹最丰富

从目前揭露的5000平方米范围来看,发现遗迹点有:龙虎门、明代碑亭、御碑亭、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及厢房等,共揭露遗迹点有:阁1处、殿6处、门1处、院落2处、碑亭2处、厢房22间、不同类型排水沟2条、取水槽2条等,还有各类早期遗迹正在发掘当中。在目前道教遗址中,如此丰富的遗存现象是几乎没有的,因此,大上清宫以其丰富的遗存资源,有着打造道教考古基地和道文化宣传基地的美好前景。

大上清宫遗址不仅具有以上显著特点,还是融合南北建筑风格,兼具民间与官式建筑规制的宗教建筑。

大上清宫是参照北方官式建筑建造而成的,但从现场发掘的情况来看,既有北方的建筑特点,又有南方的艺术风格,既有民间的喜好风俗,又采用官式的建造法式,使得大上清宫成为一件难得的文保精品。

遗址庭院内大面积铺设鹅卵石,这在北方官式建筑中极为罕见,而南方建筑多采用鹅卵石铺地;此外,在龙虎门与玉皇殿之间庭院地面,发现鹅卵石地面摆出了铜钱和同心花的纹饰,可能是南方民间表达对生活的一种美好寓意,也可能是道教元素的体现,表明民间的一些营建风格和道教艺术融入了大上清宫的建造过程中来;遗址中主体建筑墙体厚约60~90厘米,这就是典型的北方风格,南方不见;遗址内柱础多为古镜柱础,露明部分很矮,这也属于北方的建造风格。由于南方潮湿,一般柱础露明部分非常高,但是,在柱础使用材料中,发现有红砂岩柱础,这是龙虎山地区盛产的石材,即南方材料北方做法,这也是南北融合的实例。

总的来说,大上清宫遗址总平面布局具有皇家宫观特征,同时继承了当地宗教传统,残存的构件和构造做法也体现了官式做法与当地民间传统工艺的结合。大上清宫遗址无论从规模、等级,还是遗存、时代传承,在我国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

考古保护

2014年6月该遗址被发现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鹰潭市博物馆迅速对现场展开及时有效的保护,划定警戒线、拉设铁丝网、悬挂警示标语,并安排文保员24小时巡视,确保遗址安全,为开展考古发掘做好保障工作。

遗址保护

随着考古工作逐渐深入,揭露遗迹面积不断扩大,考古人员在上清宫区域外围安装了铁围栏,并在围栏上悬挂警示标语,确保考古发掘不受外界的干扰,同时也对遗址重要区域进行必要的隔离保护。

由于遗址自身价值的特殊性,考古人员在开展考古发掘的同时也进行了公众考古的尝试与创新,将大上清宫遗址及时有效融入社会公众生活。针对现场参观,考古人员在遗址内进行游步道铺设,一方面引领参观者有序参观,另一方面对遗址地面、遗迹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是现场参观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也是遗址保护必要的维护手段。

文物保护

大上清宫遗址出土了大量宋、元、明、清等各时代的历史遗物,主要分为建筑构件、生活器具及铜钱,这些文物对帮助遗迹断代、研究建筑风格、展示建造工艺、重现历史生活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效保护好出土文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大上清宫遗址设立专门的文物库房及临时展厅,根据文物出土地点进行编号、登记、装袋、贴标、上架,对文物进行系统归类管理,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便于公众考古开展需要,必要时将展示效果较强的文物转移至临时展厅可封闭展柜进行展示、教学等,使文物在日常管理、研究过程中既能保证自身的文物安全,又能不断发挥其自身的历史内涵及文化价值。

保护规划

全面合理、有效地开展大上清宫遗址的保护,需要制定长远系统的保护规划。就目前揭露遗址范围急需进行整体保护的问题,2017年,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为遗址做了《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对已揭露的约5000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保护大棚搭建保护,设计突破原有保护棚的概念,结合遗址布局、建筑风格、宗教功能等情况,引入道教元素,借助现代表现手法,预期将大上清宫遗址的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打造成国内一处完美的宗教文保精品。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遗址道教祖庭的核心影响力,逐渐让大上清宫遗址成为我国道教考古发掘的教育基地及中国道教文化的研究中心,也为今后打造大上清宫遗址公园奠定良好的遗迹和文化基础。

大上清宫遗址的发现,不仅重现中国道教史曾经辉煌的一页,也展示出民族文明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文化瑰宝,对于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它经受了太多的历史坎坷,期盼得到全社会的呵护与支持。

专家意见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自发掘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多次组织相关专家到遗址现场考察,召开专家研讨会,对遗址价值做出准确定位,并对发掘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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